有关各国福利政策的设置和运行机制
1 全民基础收入
2 基本公共服务交通 住房 水电 暖气
3 全民医疗大致的分类:
医疗部门本身的性质: 政府主导运营 公私混合 主要由私营部门承包 医疗保险的性质: 由政府提供的保险为主导 政府监管下的私人保险为主导 TODO
引用来源1
4 公立教育来自球事通讯社的通讯。
2022-09 2
各国反腐机构对比
有关各国反腐机构的设置和运行机制
1 ICAC 香港廉政公署仅对特首负责的独立政府部门
百里渠爵士在香港腐败案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有识之士一般认为除非反贪污部能脱离警方独立,否则大众永不会相信政府确实有心扑灭贪污。」 当时的港督麦理浩迅速接纳了百里渠报告书的建议,他同样认为“有需要成立一个崭新的机构,由德高望重的人员领导,以全力打击贪污,并且挽回公众的信心。 公众对一个与任何政府部门,包括警务处,毫无联系而完全独立的组织明显较具信心。”
2 克格勃关于情报机关的反腐职能
安德罗波夫曾经利用情报手段展开反腐来打击分离势力。
克格勃在苏联最后的岁月还充当信访功能, KGB曾经有过这样成功的业务逻辑:KGB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人反政府,是因为政府不解决群众问题。我们主业是维护国家安全,我们解决了群众问题,不就连反政府问题也解决了吗? 通过接待群众,克格勃发现98%的反政府行为是因为群众有冤情在先,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和打击贪官污吏,苏联80年代一度平息了反政府浪潮。
3 监察委纪委、监察局、反贪局…… 甚至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反腐学者林喆的办公室。
中国的公安机关接受党委实际的、直接的领导,严禁把主动侦查手段用于党内。这主要为了防范强力部门介入权力斗争,但是这也限制了纪检机关的侦查权,使其依赖外部的举报材料和上级的调查许可。
4 独立调查委员会美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在遏制腐败中发挥主要作用。 主导机构为司法部或者独立的调查委员会。
来自学士的通讯。
2022-08 4
Critics Of Student Loan Forgiveness
观察了一下最近美国互联网上对于拜登的学贷免除计划的舆论。目前舆论中主要的反对意见是:相比没上大学也没欠下学贷的公民,给收入明显更高的大学毕业生免除学贷,可能是一种劫贫济富。
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抨击拜登的学贷免除计划并不是“进步的”而是“退行性的”1它会从更广泛的税基(主要由没有上过大学的工人组成)中拿钱来补贴拥有宝贵学位者的教育债务,主要收益的会是未来有高薪的白领专业人士。
reddit热帖2中的高赞评论也指出,美国“左派”之所以大力支持这种“退行性”的政策是因为:这些“左派”本身就是主要由高学历高收入中产组成的“退行性左派”或者“婆罗门左翼”,他们当然会大力支持主要惠及自身的学贷免除政策了(当然,是以进步的名分)
当然,对于“劫贫济富”的指控,左派也有很多反驳意见,目前主要的反驳有两种:
高收入者也交了更多的税:大学毕业生虽然往往有更高的收入,但在累进税率下他们也比没有大学学位的人交了更多的税,经过计算,他们多交的税完全可以覆盖国家用来免除大学学贷的开销了。 本科生毕业生平均能挣接近6万美元一年,而没有上大学的工人只能挣三万六美元一年,本科毕业生每年比非本科毕业生累进多交了两千多美元的税,累计20年就是四万五千美元,平均来看足以覆盖欠下的学贷了
对于这种说法,一个显然的疑问是:因为多交了税于是就应该免除学贷,这不就相当于在合理化给高收入阶层减税吗?支持这种说法的“左派”恰恰就做实了“退行性左派”的身份了。
另一种反驳意见是,从数据上来看,“劫贫济富”并不实际成立引用来源:虽然绝大多数学贷的份额是被高收入阶层持有的,但是绝大多数欠下学贷的人,都是低收入阶层。也就是说,低收入阶层欠下的学贷份额会比高收入阶层少很多,但是他们的人数占比要远大于高收入阶层。因此拜登目前的年收入限制+只减免10k学贷,实际上主要帮助的是欠下小额学贷的穷人。 nytimes在2015年的一篇旧文《为什么欠下小额学贷的人有更大的困难》里给出的数据是:欠下学贷的人中,43%的人借款少于1万美元,72%的人少于2.5万美元。而负债最小的借款人最有可能违约。在那些为大学借款低于5000美元的人中,34%的人最终会违约。原文
CCP's penalties for intra-party corruption are getting softer.
CCP’s penalties for intra-party corruption are getting softer.
Since 2010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Disciplinary Committee has made a great innovation - to reduce application of the criminalization of corrupt burocracts, and replace it with party discipline punishment, to emphasiz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use of bureaucracts. The maximum amnesties for bureaucrats’ corruption can involve up to 30,000 yuan which is around 5000 euros. That’s to say, corruption under 5,000 euros in China only exposes corrupt officials to party discipline such as suspension of promotions or office, which i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Mao era’s zero tolerance for corruption within the party.
对具有特殊影响的政策进行追踪
来自球事通讯社的通讯。
关于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合并
来自球事编辑部的通讯。